商汤的“气质”始于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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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威廉·休利特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可变频率振荡器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弗雷德·特曼鼓励他和正受雇于通用电气的戴维·帕卡德一起将论文变成产品。4年后的一个夏天，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租下一个车库开始创业。这个车库不仅诞生了日后大名鼎鼎的惠普，也催生了硅谷的车库文化。弗雷德·特曼后来将学校里一块很大的闲置不用的土地利用了起来，鼓励学生搞“创业投资事业”，这就是硅谷最初的样子——从学术引领信息革命。

硅谷诞生地

2001年7月，汤晓鸥建立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从此便有了CV界黄埔军校的美誉。汤晓鸥后来准备成立公司时，一下子从实验室里涌出来50多个学生，清一色的博士和博士后，后来又从MIT、清华、中科大等顶尖高校以及苹果、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吸引了大批博士，累计博士高达150位。商汤的学术气质就这么深入骨髓了。这种学术气质和硅谷的车库文化一脉相承，都是科学界“顶级大脑”的商业化尝试。

1.技术创新的“逃逸速度”

硅谷的“车库文化”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技术力量的高度重视，另一个是对技术应用的勇敢实践。

1990年汤晓鸥赴美留学，正值硅谷的黄金时代。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乔布斯重新执掌苹果公司即将改变世界，微软与网景在浏览器市场展开激烈的竞争，杨致远和大卫-费罗创立雅虎并成功上市，王安从实验室里孵化出来的电脑公司由盛转衰。那是一个掌握核心技术就可以改变世界的时代，汤晓鸥完整亲历了这一段激荡的岁月。这一切最终内化成为了一个愿景：“做伟大的事”。

在2018商汤人工智能峰会上，汤晓鸥表示：“学术的东西，如果不能落地也没有什么用……我们的融资不是用来烧的，而是做伟大的事”。在商汤的身上有很多东西是硅谷式的，这种硅谷式的气质最终为商汤带来了巨大的技术性红利。

商汤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徐立用天体物理学中的“逃逸速度”来比喻：“如果技术创新程度和未来发展程度，能达到一个‘逃逸速度’，你就能抓住时间窗口，形成一个很大的平台”。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逃逸速度，商汤这家成立仅4年的公司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商汤已完成智慧城市、智能手机、互动娱乐及广告、汽车、金融、零售、教育、地产等多个行业的落地。

为了打造这样一种“逃逸速度”，抢占技术投入带来的市场红利，商汤早期对人才和原创技术的投入是“不计成本”的。最后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2014年3月，商汤团队研发的人脸识别算法，在LFW数据库上准确率达98.52%，在全球首次超过人眼识别能力。2015年发布的DeepID系列算法将准确率提升至99.55%。自此人脸识别技术突破了工业红线，有了实现技术落地的无限可能。

技术上突破工业红线之后，商汤开始将AI产品化落地，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以互娱行业为例，2015年让FaceU一炮而红的“脸部特效贴纸”，其技术就来自于商汤的SenseAR。随着FaceU的一炮而红，小咖秀、一直播、花椒、秒拍等主流拍照、短视频、直播平台纷纷采用商汤此技术。截至2018年初，SenseAR已为近200家国内外APP平台、手机厂商提供服务，占亚太市场近80%的市场份额，触达互联网终端用户近10亿量级。2018年年底火爆的捏脸APPZEPETO背后所使用的，正是商汤SenseAR240人脸关键点检测跟踪技术。

硅谷式的气质让商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也进一步完善了商汤的学术生态。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商汤联合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全球15所高校共同发起“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这一联盟旨在通过跨越学科、跨越地域的学术合作，汇聚全球“最强AI大脑”，打造世界顶尖人工智能学术交流平台，持续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长足发展。

2.T型框架和猴脑理论

“硅谷式的气质”也让商汤非常看重原创，成立四年多时间商汤及联合实验室发表了大量的AI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是AI技术未来3-5年的落地基础，代表了AI时代技术驱动企业未来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在CVPR2018大会中，商汤及联合实验室有44篇论文被收录，刷新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计算机视觉顶尖会议上的新记录，国内排名其次的腾讯仅有20多篇。

论文需要落地也需要实战，“如果不能落地也没有什么用”。为了让商汤的“原创力量”发挥其价值，商汤独创了“1（基础研究）+1（产品及解决方案）+X（行业）”的商业模型。为了降低技术跨行业复制和应用的成本，商汤的生态建设逐渐呈现出“T型框架”的特征来。也就是在同类或不同类行业中寻找技术的通用性形成“一横”，积累出一套囊括这个行业70%到80%的共性方案，以此为基础再往那“一竖”纵深发展大幅提升效率。

商汤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杨帆在2019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分享纯粹AI企业的能力和优势时说到：“它是一种相对通用化的方法论，当有数据之后，其实是用相对通用的方法解决不同行业中类似的问题。”在实战中的T型框架和“1+1+X”模型相辅相成，随着进入的行业越多，行业之间形成交叉成熟效应，商汤提炼技术通用性的实力就越强，再进入新行业时效率就会越高，机会也就越多。

在商汤看来，“并不存在AI这个行业，只有AI+这个行业。AI需要与传统产业合作，这种关系是结合、赋能，而绝不是颠覆。”AI行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要引领行业发展就需要大量的创新。目前相比其他视觉AI领域的企业，商汤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涉猎最广，因此掌握了更多对应用场景的理解和经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凭借的正是商汤强大的人才和资源优势。行业的交叉成熟效应又会反向推动人才和资源优势的迭代，最终完成“猫脑”向“猴脑”的进化。

商汤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成为一个平台级企业，一个基于AI的面向各行业的底层平台，这一点在2018商汤人工智能峰会上尽显。在那次峰会上，商汤一口气推出了SenseAR开放平台、SenseFace3.0、SenseFoundry方舟城市级视觉开放平台、智能汽车SenseDrive系统等多个平台级产品。准确来说这些并非都是新产品，早已投入市场并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比如SenseAR已经占据亚太市场80%的市场份额。

与其说是野心不如说是技术的需要。人工智能是一个高度依赖产学研一体化的领域，它需要深入各行业中“深度学习”才能进化。所以当大部分公司还在想着“如何运用猫脑更完美地抓老鼠”时，商汤则要把“猫脑”变成“猴脑”。这也就注定了和同行业其它的公司相比，商汤的关注点会有些不一样，反映在商业行为上就是自建超算中心和原创的深度学习平台。

3.产学研重建联接

当年弗雷德·特曼之所以鼓励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创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加州有最好的学府，却没有民用高科技企业，学生毕业后都只能选择去东部就业。弗雷德·特曼跟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说：“为什么要向东部上缴我们的智慧？为什么不能就地开创自己的事业？”当国内绝大多数AI公司还在使用谷歌、Facebook等巨头的开源框架时，商汤选择了砸钱搭建自己的底层框架SenseParrots，自建超算中心和深度学习平台。

这一决定像极了弗雷德·特曼当年，为什么要使用别人的系统受别人的控制，对于商汤这群有志于做“做伟大的事”的人，这显然是不能够接受的。当这个决定做出来以后，一如王坚当年在阿里提出要搞云计算，很多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但商汤义无反顾的去做了。足以和GoogleTensorFlow及Facebook Torch等平台相媲美的SenseParrots，以及超算中心等原创技术的投入虽然不菲，但却让商汤后续的发展摆脱了国外巨头的控制。

商汤深度学习超算集群

站在2019年的中国回望1934年的硅谷，我们惊喜的看到，越来越多拥有“硅谷气质”的企业正在觉醒。从格力要造“中国芯”到华为的5G技术领先世界，中国的“原创技术”正在快速崛起并领先世界，甚至引发欧美世界的恐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这本书中提出，在新全球化的浪潮下链接的深度决定发展的广度。简单来说就是企业有机会和国家同台竞技，比如阿里就曾提出要做“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链接者的世界，“原创技术”便显得至关重要了，越往底层走链接能力越强，随之而来的“逃逸速度”也就更快。

所以商汤不惜斥重资也要做原创技术，要搞自己的“超算中心”，要做自己的“AI操作系统”。换来的结果就是，2018年9月，商汤被科技部授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智能视觉”开放创新平台，成为与BAT和科大讯飞并列的五家人工智能平台之一；2019年2月，硅谷最强智库之一CBInsights发布AI1002019报告，商汤科技位列“全球AI独角兽”第一名.

商汤硅谷式的“产学研”气质正在重建链接，将行业巨头、中小企业和高校科技中心链接在一起，最终形成一张国际化的AI生态大网。除了与15所高校联合发起“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之外，去年商汤还与阿里巴巴、香港科技园一起创立香港人工智能实验室，与驻港大型中资企业、香港企业、内地大型企业及新经济企业联合发起成立大湾区共同家园发展基金等。商汤的“原创力量”迎来一波集中式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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